時間：2022-10-21 20:54:59
序論：在您撰寫現(xiàn)代漢語語法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現(xiàn)代漢語中常式句一般表達形式為：
（狀語）定語+主語+（狀語）謂語+（定語）賓語（補語）
我們可以把現(xiàn)代漢語的常式句作為“標準句式”拿來與文言文的句式進行比較，可以很容易地發(fā)現(xiàn)古今句式的不同之處。從而識別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確理解和翻譯文言語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裝句”為例來談談這一方法在教學中的運用。
文言文的倒裝句，也叫“變式句”，就是句子的表達形式不同于現(xiàn)代漢語“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堯之為君也！”此句中“堯之為君也”是個主謂短語，意思為“堯作為君主”?！皥蜃鳛榫鳌痹鯓幽兀繘]有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需要進一步陳述，說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詞，意為“偉大”，是要陳述，說明，形容某個對象的。這樣“堯之為君”與“大”構成主謂關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謂語后主語，不符合我們現(xiàn)代漢語通常的表達習慣，明顯屬于主謂倒裝。說話人為了強調(diào)謂語，把謂語前置了。學生有了這樣的認識，在理解翻譯時只需把主謂關系理順即可。
2、“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讓學生劃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發(fā)現(xiàn)：蚓（主語）+無（謂語）+爪牙（賓語）。主謂賓完整，“利”似乎多出來了。但依據(jù)詞類知識，“利”是形容詞，意思為“鋒利”，在句中應作定語或謂語，“什么鋒利呢？”，在句中該詞語修飾的對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鋒利的蚓（蚯蚓）”是講不通的，只能修飾“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語，應該在“爪牙”的前面。該句是把定語后置了，這是個定語后置句。翻譯時，學生只需把定語提放到中心語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李氏子蟠，……不拘于時，學于余”、“形似酒撙，飾以山龜鳥獸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藍”、“于余”、“以山龜鳥獸之形”都是“于（以）+名詞”構成的介賓短語（介詞結構），均置于謂語動詞的后面。用現(xiàn)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分析，它們處于謂語后面，既不能作賓語（介賓短語不能作賓語），也不能作補語，而現(xiàn)代漢語中介賓短語一般作狀語。實際上，三個介賓短語都修飾句中謂語作狀語，分別表示比較、對象、方式，屬狀語后置。翻譯時，學生只要把介賓短語提前，放置于謂語動詞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類句式是文言文中賓語前置的四種形式。不管哪一種形式的賓語前置，都可以用現(xiàn)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為名詞，是句子的陳述對象?！鞍病笔且蓡柎~，相當于“哪里”，“在”為介詞，表示處所。該句本來要表達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讓學生認識這一語言現(xiàn)象時，我們可以舉出一個相類的現(xiàn)代漢語常式句，如“你在哪里？”與“沛公安在”進行比較：“在哪里”與“安在”的意思一樣，但前者是“介詞+賓語（疑問代詞）”，后者是“賓語（疑問代詞）+介詞”，顯然后者把“賓語”前置了。同樣“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構成該句的每個詞的意思和現(xiàn)代漢語的意思一樣，學生容易理解。但學生對“古代的人不我欺騙”這種說話的方式卻大為疑惑，古人為什么要這樣說話呢？教者可舉一相類句式進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騙我”，“他”是主語，“欺騙”是謂語，“我”是賓語。兩相比較，學生會很容易發(fā)現(xiàn)“不我欺騙”是把賓語“我”放在了謂語動詞前面，是賓語前置。這是古人語言表達的習慣之一，是為了強調(diào)賓語?？梢姡矛F(xiàn)代漢語語法知識認識文言文的特殊句式，從而正確理解句意，快速翻譯句子，是一種既簡便又實用的方法。二、把現(xiàn)代漢語的詞法與句法知識相結合，快速解讀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蘇軾《石鐘山記》一文第一段為例。
《水經(jīng)》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贬B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桴止響騰，余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理解這段文字時，教者可讓學生有意識地與現(xiàn)代漢語進行比較，并用現(xiàn)代漢語語法知識加以分析。這段文字絕大部分實詞含義和用法與現(xiàn)代漢語一致，只有“鼓”、“是”、“鳴”、“名”用法比較特殊。我們可以用詞法知識進行分析?！肮摹爆F(xiàn)代是名詞，而在“微風鼓浪”一句中，“鼓”處在主語和謂語之間，由名詞活用為動詞，陳述“微風”，支配賓語“浪”，意為“鼓動”。“是”現(xiàn)代是判斷詞，而在“是說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說”是偏正短語，是“之”指代的對象，作“疑”的賓語，“是說”應是名詞性偏正短語，“是”是代詞，限制“說”，意思是“這個”?！傍Q”是動詞，“雖大風浪不能鳴也”一句中，“鳴”后省略代詞“之”。補充完整后的句子應是“雖大風浪不能鳴之（鐘磬）也”。按照現(xiàn)代漢語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該句主干為：浪鳴之?？梢钥闯鲋髡Z“浪”和賓語“之”之間產(chǎn)生了“主語使賓語怎樣”的意味，據(jù)此可以判斷“鳴”為動詞的使動用法，可理解為“使……鳴”?！懊?，現(xiàn)代是名詞，在“而此獨以鐘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處在謂語位置，作謂語。但依據(jù)現(xiàn)代漢語的詞類知識名詞一般不作謂語，由此可推斷“名”是名詞活用為動詞，作謂語，意為“命名”。
同樣，用句法知識比較分析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數(shù)文言句式與現(xiàn)代漢語一致。而“得雙石于潭上”、“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兩句的表達習慣就與現(xiàn)代漢語不一樣。為了讓學生清楚地認識古漢語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現(xiàn)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加以分析?！暗秒p石于潭上”這個句子的主語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謂語是“得”，賓語是“雙石”，這三個詞按現(xiàn)代漢語常式句表達習慣組成一句話就是：“李渤得雙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個介賓短語，現(xiàn)代漢語中介賓短語一般作狀語修飾謂語。據(jù)此，“于潭上”應作“李渤得雙石”這個句子的狀語，這樣，該句的完整表達應是“李渤于潭上得雙石”，把這個句子與“得雙石于潭上”比較，學生自然可以發(fā)現(xiàn)原文句子介賓短語后置了，從而掌握狀語后置句式?！笆H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為“到處都是這樣”，這是個缺少主語的句子，表達完整應該是：“（什么）到處都是這樣”?！笆裁础笔窃摼潢愂稣f明的對象，這個對象就是“石”，“石”后“鏗然有聲”似乎與“石”構成主謂關系，但這樣一來，原句就成為兩個句子，這兩個句子形成并列關系，表達兩層意思，即：“石（頭）鏗然有聲”、“石（頭）所在皆是”，這顯然不符合作者本來要表達的意思。那么“鏗然有聲”是不是作狀語呢？用句法知識分析可以看出，“鏗然有聲”是動詞性狀謂短語，一般作謂語。據(jù)此，“鏗然有聲”只有作“石”的定語，意為“鏗鏘作響的石頭”，是一個名詞性偏正短語，正好與后面的“所在皆是”構成主謂關系。這樣，學生就可以認識古漢語的定語后置句式。【論文主題詞】現(xiàn)代漢語語法；比較；解讀
現(xiàn)代漢語中常式句一般表達形式為：
（狀語）定語+主語+（狀語）謂語+（定語）賓語（補語）
我們可以把現(xiàn)代漢語的常式句作為“標準句式”拿來與文言文的句式進行比較，可以很容易地發(fā)現(xiàn)古今句式的不同之處。從而識別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確理解和翻譯文言語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裝句”為例來談談這一方法在教學中的運用。
文言文的倒裝句，也叫“變式句”，就是句子的表達形式不同于現(xiàn)代漢語“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堯之為君也！”此句中“堯之為君也”是個主謂短語，意思為“堯作為君主”?！皥蜃鳛榫鳌痹鯓幽兀繘]有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需要進一步陳述，說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詞，意為“偉大”，是要陳述，說明，形容某個對象的。這樣“堯之為君”與“大”構成主謂關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謂語后主語，不符合我們現(xiàn)代漢語通常的表達習慣，明顯屬于主謂倒裝。說話人為了強調(diào)謂語，把謂語前置了。學生有了這樣的認識，在理解翻譯時只需把主謂關系理順即可。
2、“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讓學生劃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發(fā)現(xiàn)：蚓（主語）+無（謂語）+爪牙（賓語）。主謂賓完整，“利”似乎多出來了。但依據(jù)詞類知識，“利”是形容詞，意思為“鋒利”，在句中應作定語或謂語，“什么鋒利呢？”，在句中該詞語修飾的對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鋒利的蚓（蚯蚓）”是講不通的，只能修飾“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語，應該在“爪牙”的前面。該句是把定語后置了，這是個定語后置句。翻譯時，學生只需把定語提放到中心語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李氏子蟠，……不拘于時，學于余”、“形似酒撙，飾以山龜鳥獸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藍”、“于余”、“以山龜鳥獸之形”都是“于（以）+名詞”構成的介賓短語（介詞結構），均置于謂語動詞的后面。用現(xiàn)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分析，它們處于謂語后面，既不能作賓語（介賓短語不能作賓語），也不能作補語，而現(xiàn)代漢語中介賓短語一般作狀語。實際上，三個介賓短語都修飾句中謂語作狀語，分別表示比較、對象、方式，屬狀語后置。翻譯時，學生只要把介賓短語提前，放置于謂語動詞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類句式是文言文中賓語前置的四種形式。不管哪一種形式的賓語前置，都可以用現(xiàn)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為名詞，是句子的陳述對象?！鞍病笔且蓡柎~，相當于“哪里”，“在”為介詞，表示處所。該句本來要表達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讓學生認識這一語言現(xiàn)象時，我們可以舉出一個相類的現(xiàn)代漢語常式句，如“你在哪里？”與“沛公安在”進行比較：“在哪里”與“安在”的意思一樣，但前者是“介詞+賓語（疑問代詞）”，后者是“賓語（疑問代詞）+介詞”，顯然后者把“賓語”前置了。同樣“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構成該句的每個詞的意思和現(xiàn)代漢語的意思一樣，學生容易理解。但學生對“古代的人不我欺騙”這種說話的方式卻大為疑惑，古人為什么要這樣說話呢？教者可舉一相類句式進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騙我”，“他”是主語，“欺騙”是謂語，“我”是賓語。兩相比較，學生會很容易發(fā)現(xiàn)“不我欺騙”是把賓語“我”放在了謂語動詞前面，是賓語前置。這是古人語言表達的習慣之一，是為了強調(diào)賓語?？梢姡矛F(xiàn)代漢語語法知識認識文言文的特殊句式，從而正確理解句意，快速翻譯句子，是一種既簡便又實用的方法。
二、把現(xiàn)代漢語的詞法與句法知識相結合，快速解讀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蘇軾《石鐘山記》一文第一段為例。
《水經(jīng)》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贬B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桴止響騰，余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理解這段文字時，教者可讓學生有意識地與現(xiàn)代漢語進行比較，并用現(xiàn)代漢語語法知識加以分析。這段文字絕大部分實詞含義和用法與現(xiàn)代漢語一致，只有“鼓”、“是”、“鳴”、“名”用法比較特殊。我們可以用詞法知識進行分析。“鼓”現(xiàn)代是名詞，而在“微風鼓浪”一句中，“鼓”處在主語和謂語之間，由名詞活用為動詞，陳述“微風”，支配賓語“浪”，意為“鼓動”。“是”現(xiàn)代是判斷詞，而在“是說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說”是偏正短語，是“之”指代的對象，作“疑”的賓語，“是說”應是名詞性偏正短語，“是”是代詞，限制“說”，意思是“這個”?！傍Q”是動詞，“雖大風浪不能鳴也”一句中，“鳴”后省略代詞“之”。補充完整后的句子應是“雖大風浪不能鳴之（鐘磬）也”。按照現(xiàn)代漢語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該句主干為：浪鳴之?？梢钥闯鲋髡Z“浪”和賓語“之”之間產(chǎn)生了“主語使賓語怎樣”的意味，據(jù)此可以判斷“鳴”為動詞的使動用法，可理解為“使……鳴”?！懊保F(xiàn)代是名詞，在“而此獨以鐘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處在謂語位置，作謂語。但依據(jù)現(xiàn)代漢語的詞類知識名詞一般不作謂語，由此可推斷“名”是名詞活用為動詞，作謂語，意為“命名”。
同樣，用句法知識比較分析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數(shù)文言句式與現(xiàn)代漢語一致。而“得雙石于潭上”、“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兩句的表達習慣就與現(xiàn)代漢語不一樣。為了讓學生清楚地認識古漢語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現(xiàn)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加以分析?！暗秒p石于潭上”這個句子的主語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謂語是“得”，賓語是“雙石”，這三個詞按現(xiàn)代漢語常式句表達習慣組成一句話就是：“李渤得雙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個介賓短語，現(xiàn)代漢語中介賓短語一般作狀語修飾謂語。據(jù)此，“于潭上”應作“李渤得雙石”這個句子的狀語，這樣，該句的完整表達應是“李渤于潭上得雙石”，把這個句子與“得雙石于潭上”比較，學生自然可以發(fā)現(xiàn)原文句子介賓短語后置了，從而掌握狀語后置句式?！笆H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為“到處都是這樣”，這是個缺少主語的句子，表達完整應該是：“（什么）到處都是這樣”?！笆裁础笔窃摼潢愂稣f明的對象，這個對象就是“石”，“石”后“鏗然有聲”似乎與“石”構成主謂關系，但這樣一來，原句就成為兩個句子，這兩個句子形成并列關系，表達兩層意思，即：“石（頭）鏗然有聲”、“石（頭）所在皆是”，這顯然不符合作者本來要表達的意思。那么“鏗然有聲”是不是作狀語呢？用句法知識分析可以看出，“鏗然有聲”是動詞性狀謂短語，一般作謂語。據(jù)此，“鏗然有聲”只有作“石”的定語，意為“鏗鏘作響的石頭”，是一個名詞性偏正短語，正好與后面的“所在皆是”構成主謂關系。這樣，學生就可以認識古漢語的定語后置句式。
論文摘要：用計算機來處理漢語信息包括“字處理”、“詞處理”和“句處理”三個階段。“句處理”是實現(xiàn)自然語言的處理與理解這一關鍵性的技術難關。其中遇到的問題比較多：詞性的判斷；短語、句子的結構分析；歧義現(xiàn)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語言學家盡可能地把語言中的這些現(xiàn)象通過歸納、分析、總結出規(guī)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來，以便利于計算機處理。
用計算機來處理漢語信息，就是漢語信息處理，又稱中文信息處理。中文信息處理包括“字處理”、“詞處理”和“句處理”?！白痔幚怼?、“詞處理”分別與漢字和詞匯有關，在此主要談談“句處理”。
句處理的主要內(nèi)容是，怎樣使計算機理解自然語言(如現(xiàn)代漢語)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樣使計算機生成符合自然語言規(guī)則的句子?！熬涮幚怼彼枰恼Z言知識，將是一種涉及到語音、語義、語法、語用等諸方面的綜合性知識。目前。大家都深感現(xiàn)有的關于漢語的知識遠遠不能滿足中文句處理的需要。單就句法方面的情況說。在中文信息處理過程中將會不斷遇到我們想象不到的問題，許多問題在人看來還是比較容易解決的，但計算機就解決不了。也有一些問題，本身在學術界就有不同的觀點，那么，就給中文信息處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難。
用計算機來處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難，從現(xiàn)代漢語語法的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一些問題：
一、詞性的判斷
由于漢語缺乏形態(tài)。漢語的詞性判斷主要是根據(jù)詞的語法功能，不同的詞，詞性意義可能不同，同一個詞出現(xiàn)在不同的地方，詞性意義也可能不同，漢語中，大多數(shù)詞有固定的詞性，但有些詞的用法比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塊錢買了一盆花。
2.你用那個鎖把門鎖上。
3.他比雷鋒還雷鋒。
這三個句子中分別有兩個“花”、“鎖”、“雷鋒”。但它們只是音同、形同，詞性和意義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個“花”是動詞，“花費”的意思，第二個“花”是名詞，“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個“鎖”是名詞，即“鎖子”的意思，第二個“鎖”是動詞，是“鎖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個“雷鋒”是名詞，表示人名，第二個“雷鋒”是形容詞，表示“雷鋒的精神、品質(zhì)等”。具有一定語言知識的人大體上都能分清它們的區(qū)別。從傳統(tǒng)語言教學的角度來講，句子1中的兩個“花”是詞形、讀音相同，但詞性和意思都不一樣，且兩個“花”的意思之間沒有聯(lián)系，所以屬于同音詞。句子2中的兩個“鎖”，也是詞形、讀音相同，詞性和意思都不一樣，但兩個“鎖”意思間有聯(lián)系，所以屬于兼類詞。句子3中的兩個“雷鋒”詞形、讀音相同，詞性和意思都不一樣，意思也有聯(lián)系，但第二個“雷鋒”屬于詞類活用。ⅲ從教學的角度看，這種分類比較細致，便于人們的理解和掌握，但是，從中文信息處理的角度來看，這種分法太細，不便于計算機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處理中，是這樣來定義兼類詞的：亢世勇認為“兼類詞有廣義兼類詞和狹義兼類詞。廣義兼類詞就是中文信息處理中所說的現(xiàn)代漢語的同形詞，對于計算機而言，只要詞形相同，不管讀音是否相同、意義是否相通，是同形異音詞、同形同音詞，還是一詞多義、一詞多種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從多個當中選一個。狹義的兼類詞就是指一般的現(xiàn)代漢語著作定義的，‘同形同音、意義上有一定的聯(lián)系，且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詞的語法功能的詞”’。陸儉明認為，兼類詞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義不同或詞性不同的詞”。如果按這種定義理解，以上三個句子中的兩個“花”、“鎖”、“雷鋒”都可以稱之為兼類詞。因為，中文信息處理的目的是讓計算機能根據(jù)具體環(huán)境判斷出詞的詞性，從而準確理解其中的含義就可以了。盡管如此，但是，漢語詞類是多功能的，一類詞不需要發(fā)生詞形變化就可以充當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類的詞可以充當相同的句子成分，這樣就給兼類詞區(qū)分帶來了更多的麻煩。因而，兼類詞的選擇是計算機詞性自動標注的一個“瓶頸”。盡管信息處理專家運用了規(guī)則排歧、統(tǒng)計概率排歧或者兩者結合起來等多種方法進行排歧，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方法、一種系統(tǒng)能夠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二、短語、句子的結構分析
由于漢語缺乏形態(tài)。所以。語序和虛詞成了漢語中表示語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語、句子的結構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義結合起來分析。例如：
a組：a。陜西+甘肅+寧夏 (“陜西+甘肅+寧夏”三者為聯(lián)合關系)
b.中國+(北京+陜西)(“中國”與“北京陜西”是偏正關系.“北京”與“陜西”是聯(lián)合關系)
c.中國(陜西(西安))(“中國”與“陜西西安”是偏正關系，“陜西”與“西安”也是偏正關系)這一組中的abe三個短語對人來說，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計算機目前還很難區(qū)分,要讓計算機分辨清楚，就得把三個處所名詞組合在一起構成a類、b類、e類不同關系的條件與規(guī)則研究清楚，并將這些條件與規(guī)則加以形式化輸入到計算機內(nèi)。
b組：開始討論(述賓關系)分析研究(聯(lián)合關系)研究結束(主謂關系)
取下來(述補關系) 看完再說(連謂關系) 叫他回來(兼語關系)
生產(chǎn)管理(定中關系) 諷刺說(狀中關系) 介紹寫(不構成合法的句法關系)
這組是現(xiàn)代漢語里“動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構成的種種不同的結構關系，對人來說，通過講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讓計算機要分清楚，就非常難，因為我們至今還沒有總結出“動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構成各種不同句法關系的具體規(guī)則。換句話說，“動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在什么條件下一定構成合法的什么句法關系，能構成什么樣不同的句法關系，我們至今還說不清楚。
c組：天氣好——好天氣(主謂——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補)
來人了?！藖砹?。(述賓——主謂)
一張票三元錢?！X一張票。(主謂——主謂)這一組都是由于語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結構和意義都不同的短語和句子。這些結構對人而言，稍加學習就可以理解，但這些給計算機理解意思增加了難度。需要人們把這些語序的變化形成的不同的結構概括出規(guī)律來，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來。輸入到計算機里。
三、歧義現(xiàn)象
現(xiàn)代漢語短語結構的歧義是進行漢語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礙。“句處理”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排歧問題，計算機面對的歧義，不只是我們?nèi)怂芨杏X到的諸如下面這樣一些句子的歧義現(xiàn)象：
(1)他正在輸血。(他正給病人輸血。／他病了，正輸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個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個人是病人。)
(3)我們急需進口產(chǎn)品。(我們急需進口的產(chǎn)品。/我們急需從國外進口產(chǎn)品。)
某些在人看來不存在歧義的句子計算機會認為有歧義.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罰了一百塊錢。
b他被警察叫去寫了一份檢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結構是不一樣的。a句“被警察”這個介詞結構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罰了一百塊錢”：而b句“被警察”這個介詞結構只 管到“叫去”，管不著“寫了一份檢查”。可是，計算機分辨不清楚。要讓計算機分辨清楚，我們就得將“pp+vpi+vp2”(pp代表介詞結構，vp1和vp2分別代表緊挨著的不同的動詞性詞語)這種結構中的pp對后面動詞性詞語管轄的范圍及其條件與規(guī)則進行充分、準確的描寫，并加以形式化，“交給”計算機。而這一類現(xiàn)象與規(guī)則我們過去根本就沒有考慮過，更不用說研究了。
其實以上所舉的例子都存在歧義問題，因此，也可以這么說，“句處理”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排歧問題。
中文信息“句處理”的研究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最早進行“句處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規(guī)則展開的，但上個世紀90年代初，基于規(guī)則的“句處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難與難關，主要是語言學家所提供的語言規(guī)則遠遠不能滿足信息處理的需要。目前，為了解決好中文信息處理中的“句處理”難題，出現(xiàn)了一個競相研究、競相發(fā)展的局面。對于句處理，提出的各種策略和途徑，歸納起來。主要有基于規(guī)則和基于統(tǒng)計這兩種策略?；谝?guī)則的研究者，一般求諸專家的理性知識，由人來對語言知識進行抽象：基于統(tǒng)計者，一般求助于計算機對大規(guī)模語料庫真實文本的統(tǒng)計分析，由計算機來抽象出語言知識。各種策略和途徑，目前，我們還很難說哪一種是唯一正確的。各種策略和途徑，表面看不同，其實，最終都需要依賴可靠的漢語知識來驅(qū)動計算機正確處理自然語言(漢語)。因此，“無論是比較傳統(tǒng)的基于規(guī)則的處理策略，還是9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的基于統(tǒng)計的方法，在對語言知識的需求這一點上實際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規(guī)則路線的研究者一般求諸專家的理性知識，由人來對語言知識進行抽象(比如以帶有合一條件的規(guī)則形式給出)。而走統(tǒng)計路線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計算機對大規(guī)模的語料庫的統(tǒng)計分析，由計算機來抽象出語言知識(比如以一定的數(shù)據(jù)結構記錄的統(tǒng)計結果等)。兩種路線孰優(yōu)孰劣，不能籠統(tǒng)判斷，只能跟具體的應用目標結合起來，由實踐結果來評價?！蹦壳?，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倡把兩種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攻克難關，實現(xiàn)計算機對自然語言的處理與理解的目標，使中文信息處理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參考文獻：
1.蘭賓漢、邢向東：現(xiàn)代漢語(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處理的現(xiàn)代漢語語法研究[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177。
近來，關于簡化漢字及其產(chǎn)生的年代，出現(xiàn)了一些不同的說法。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產(chǎn)生于宋代說。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報·文化周刊》專版刊登了鄒曉明、唐信忠二先生《漢字簡體字九百年前就出現(xiàn)》一文，認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時期，簡體字已在人們的手書中流行，這是有關學者對最近發(fā)現(xiàn)的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碑刻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并舉出“記、將、榮、蓋”等14個共17處簡化字作為證明。
1995年12月4日新華社又發(fā)了一條電訊稿《宋明清文物上發(fā)現(xiàn)簡體字》證實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報》予以登載。文中報道說，在江西吉安市興橋鎮(zhèn)釣源村“發(fā)現(xiàn)一北宋書法家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的清代道光年間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個簡體字，這又將簡體字的出現(xiàn)前推了400多年”。
二、產(chǎn)生于唐代說。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報》刊載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簡體字》，謂《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的撰刻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個可辨識的字中，發(fā)現(xiàn)‘彌、萬、將、與、繼’5個簡體字，與我國大陸現(xiàn)在通用的規(guī)范簡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彌’和‘萬’出現(xiàn)兩次?！?/p>
三、產(chǎn)生于晉代說。1996年1月3日《文匯報》載王春南先生文《中國何時出現(xiàn)簡化字》，說“現(xiàn)今通用的某些簡化字，豈但北宋的米芾用過，在米芾之前700多年，東晉王羲之就用過”，并舉出王羲之在《蘭亭序》、《游目帖》及唐懷仁和尚集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等傳世墨跡、碑刻中使用簡化字22個。據(jù)此，該文認為：漢字簡化字出現(xiàn)的上限應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年間。
上述幾種關于簡化漢字出現(xiàn)的年代的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首先應弄清楚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學中，簡體字與繁體字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一般來說，經(jīng)過簡化的漢字稱為簡體字，而已有簡體字代替的漢字，則稱為繁體字。因此，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繁多的字，稱為漢字的簡化。其次，考諸漢字的結構及其發(fā)展變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簡化的趨勢是從有了文字之后就開始存在，并且貫徹在文字發(fā)展的整個過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內(nèi)在的規(guī)律”［1］。也就是說，簡體字是從漢字產(chǎn)生的時候起就出現(xiàn)的客觀實在。
下面依次加以說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而成體系的漢字類型，它以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為基礎，同時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識的甲骨文字約有2000個。從這些可識的甲家文字的筆畫和結構看，簡繁無定是這些鍥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個字出現(xiàn)幾種乃至數(shù)十種不同的寫法。如“貞”字，就有67個繁簡不同的形體［2］，“馬”字有50個繁簡不同的形體［3］，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字學上把這種“一字多形”的字稱為“異體字”，也稱“或體”、“重文”。異體字是在漢字創(chuàng)始之后和新陳代謝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這是因為，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與語言的適應過程中，往往導致獨立的記錄符號隨著語言表達的細密而相應增多，于是就產(chǎn)生了代表一個音節(jié)的符號出現(xiàn)幾種不同的形體和結構的現(xiàn)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異體。另外，與文字缺乏統(tǒng)一的規(guī)范標準亦有很大的關系。
甲骨文中的異體字，多數(shù)出現(xiàn)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復用字一般都保持著筆畫的一致。如果把這些異體字作一歸納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使用頻率越高的字異體越多。若進一步把同一字的異體按筆畫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筆畫越繁，其圖畫性越強，反之，年代較晚的字筆畫就越簡單。如“馬”字，商王武丁時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時期的字形簡單很多［4］。這種現(xiàn)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圖形向擔象符號發(fā)展的趨勢，也說明了使用頻率促進著文字的簡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字形的簡化產(chǎn)生了影響。從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殘存的少量書寫文字看，這些字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可見，在商代，毛筆已經(jīng)是主要的書寫工具?！肮P”字繁體作“筆”，從（附圖略）
在西周金文當中，文字雖然存在著簡化和繁化兩種傾向，但簡化始終是漢字發(fā)展的主流。
與甲骨文相同的是，兩周金文中的異體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國”字，不同的寫法形體仍有數(shù)十種，多數(shù)字仍是異體各存。這個時期的文字多是范疇于器物之上，工藝復雜，因而對一些字在筆畫上進行了較多的省簡，形體也逐漸規(guī)整。這是兩周金文發(fā)展的基本趨勢。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日漸繁復和人類思維的發(fā)展，相應地要求語言文字的表達與之適應，因而通過假借法賦予新義，或用指事法增加義符，或用形聲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筆畫以區(qū)別同音異義字等，創(chuàng)造了一些新字；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筆畫增多了，出現(xiàn)了所謂“繁化”現(xiàn)象。兩周金文繁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圖畫形文字的復現(xiàn)。這主要是器物鑄造日益精美，在青銅器上采用了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花紋，這種裝飾意味也滲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說：“東周而后，書史之性質(zhì)變而為文飾，如鐘磔之銘多韻語，以規(guī)整之款式鏤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泊司趯徝酪庾R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保?］如東周時期的“鳥蟲書”，在筆畫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變形的鳥、蟲圖案，無疑使文字變得復雜了。但這些文字具有藝術性而無實用性，很快就因為政治、經(jīng)濟、科技、文化、生活的發(fā)展與實用漢字相分離，進入純藝術的殿堂；而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漢字，仍然沿著簡化的道路向規(guī)范化、科學化、抽象化、實用化發(fā)展。
戰(zhàn)國時期，群雄爭霸，各自為政，“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文字的使用也產(chǎn)生了混亂狀況。正像唐蘭先生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到了戰(zhàn)國末年，貴族社會崩潰，在商人社會里，書法也不講究了，鍥刻文字筆畫草率，簡體跟破體盛行?！保?］從漢字發(fā)展的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文字混亂的狀況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諸侯國各按所需、各自為文，任意增減筆畫，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難，影響了漢字的規(guī)范化進程；而另一方面，這種率意簡筆與破體省略，卻又在客觀上為新體漢字的產(chǎn)生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漢字向著簡化方向發(fā)展。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下令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廢棄六國異文，這是中國文字發(fā)展史上的第一次規(guī)范化運動，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簡化運動。王國維曾經(jīng)考證過秦統(tǒng)一文字的情況：“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疑，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保?］也就是說，小篆是經(jīng)過“省改”大篆而產(chǎn)生的；所謂“省改”，即是簡化之意，通過對史籀大篆的規(guī)范、簡化，才得以使新的字體小篆作為統(tǒng)一文字頒行天下。相對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簡體字。
現(xiàn)代意義上的簡體字的大量出現(xiàn)，是在漢字完成了隸變之后。隸變是古漢字演變?yōu)楝F(xiàn)代漢字的關鍵，同時也是漢字的一次大規(guī)模的簡化過程。所謂隸變，準確地說應該是“草變”。郭紹虞先生曾指出過這個問題：“隸書對篆而言，是篆書的草體?！保?0］這在已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中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古草書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等文字都已出現(xiàn)了簡省連寫的筆畫，這些與常見的銘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寫的篆草書體就是古草書。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為這些古草書才形成了“書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書寫加大了文字與實用的距離。許慎說：“秦焚燒經(jīng)書，滌除舊典，大發(fā)吏卒，興戍役，官獄職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11］趙壹說：“蓋秦之末，刑峻網(wǎng)密，官書煩冗，戰(zhàn)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yè)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12］秦代的隸書就是篆書的草寫，史稱“古隸”，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古隸的發(fā)展分為兩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圓轉(zhuǎn)弧曲筆法的基礎上規(guī)則端正，形成左右對稱、方正波磔的“八分書”即今隸；二是在草化連筆快寫的基礎上規(guī)則簡率，形成了輕捷便利的章草。
從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書草化的進程肇始于戰(zhàn)國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戰(zhàn)國晚期墓葬中發(fā)現(xiàn)的木牘文字即有明顯的草化痕跡。省略、連筆、方折的筆法已經(jīng)較多地取代了圓轉(zhuǎn)的篆書筆法。稍后一些，從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隸的形體和章草的雛形。至少在西漢時期，章草已經(jīng)成為可以應用于各種重要場合的正式字體，其使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據(jù)筆者對現(xiàn)存已出土的西漢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時期至東漢章帝（76年－88年）時期的兩漢簡牘、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統(tǒng)計，當時使用并和今天簡化字相同的簡體字有30多個。如“記、興、為、東、張、問、來、時、麥、鋪、楊、書、倫、車、頭、陳、長、貫、鄲、孫、干、樸、夾、魚、蕭、賦、事、門、稻”［13］等字。這些字絕大多數(shù)來源于古隸的草寫，并且都有著較高的使用頻率。草寫在客觀上完成了對漢字繁復筆畫的簡化，因而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到了東漢后期至魏晉間，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形體的楷書?？瑫址Q“真書”，它是從今隸和章草中演變而來的。從漢晉木簡的字體和筆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漸次具備了楷書的形體。從存世的碑刻、墨跡看，漢代沒有楷書的遺跡?，F(xiàn)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楷書，是鐘繇（151年－230年）所書《宣示表》、《薦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吳之《谷朗碑》，字體筆畫亦近楷書［14］。而流傳最古的西晉陸機《平復帖》，仍存章草筆法，可見晉初章草與楷書尚在進行嬗變交替?？瑫某霈F(xiàn)，使?jié)h字在科學化、規(guī)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漢字形體系統(tǒng)，使方塊漢字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nèi)固定下來。
楷書的定型是在對今隸的簡化和對章草的吸收和基礎上完成的。在筆畫上，簡化了今隸的波折和方撇；在結構上，吸收了章草的簡省和連寫替代，形成了科學的、規(guī)范的方塊漢字。因此，可以說，楷書又是對今隸的一次簡化。此后，簡體字隨著行書、草書的快寫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現(xiàn)了如“萬”、“無”等簡體字。晉、唐佛教譯經(jīng)、寫經(jīng)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為發(fā)展，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diào)、戲曲等市民通俗文藝崛起迅速，都促進了簡體字使用的社會化。特別是宋、元雕版書籍中大量出現(xiàn)的“俗字”，是刻工貪圖省工省時恣意簡省筆畫的結果。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違背了漢字簡化的規(guī)律而被淘汰，但這些“俗字”在漢字由繁趨簡的發(fā)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4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92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
[6]郭沫若：《青銅時代·周代彝銘進化觀》。
[7]唐蘭：《中國文字學》第120頁。
[8]《史記·秦始皇本紀》。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
[10]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11]許慎：《說文解字·敘》。
[12]趙壹：《非草書》，見《法書要錄》卷一。
【關鍵詞】漢語 介詞框架 考察 概述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08)08(b)-0211-02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漢語詞匯也不斷變化。作為漢語詞匯成員之一的介詞也在不斷地消長更迭,由其構成的介詞短語也在不斷地發(fā)展變化。
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歷來成為語言學界研究的對象,成果豐碩,而對于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卻不多。漢語“介詞框架”的提法和命名及較早研究見之于陳昌來(2002a)一書。該書中對漢語介詞框架的構成要素進行了界定和分類,并運用三個平面理論對其做了宏觀的概括和分析。
而現(xiàn)代漢語介詞框架的形成和成熟具有前因性和過程性,現(xiàn)代漢語介詞框架研究具有系統(tǒng)性、適用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三個平面理論、語法化等理論和方法,對漢語介詞框架進行一個概略性考察,以期能夠補充或推進漢語介詞框架的進一步研究。
1 20世紀漢語介詞和介詞短語研究概述
漢語介詞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但到《馬氏文通》(1898)時才有馬建忠從語法學角度確立的“介字”一類。《馬氏文通》(1898)奠定了漢語介詞的基本格局,也影響了后人對介詞的認識,但此后較長一段時間沒有能夠?qū)樵~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專題研究。直到《新著國語文法》(黎錦熙1924)的出版,才真正標志了漢語介詞研究的開始。此后,《中國現(xiàn)代語法》、《中國文法要略》、《漢語語法論》、《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等研究論著相繼出版,介詞被分別稱為“副動詞”、“準動詞”、“受導詞”、“次動詞”,但“介詞”這一名稱卻沒有被確定下來。
到了20世紀中期,張志公(1953)提出設立介詞的主張,影響頗大?！稌簲M漢語教學語法系統(tǒng)》以后,介詞的身份討論和紛爭得到了統(tǒng)一,以后的語法書和教科書以及研究論述中基本上都肯定了介詞的存在。此后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金昌吉(1996)就是其中的代表,該書第一次對漢語介詞和介詞短語從全新的角度進行了概述,對后世的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研究提供了依據(jù)和可參考的資料。隨后,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的研究論文和論著逐年增多。諸如:《近代漢語介詞》(馬貝加1999)是一部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漢語介詞的特點、形成過程及原因的專著;劉丹青(2002)基于語言類型學的理論框架,根據(jù)漢語的共時和歷時材料,考察了漢語中的框式介詞,即在名詞短語前后由前置詞和后置詞一起構成的介詞結構;目前通行的《現(xiàn)代漢語》教材,也對介詞和介詞短語進行了一定說明。他們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介詞的來源、性質(zhì)、分類、內(nèi)部差異、句法功能、語義功能、與介詞有關的句式(如“被”字句、“把”字句、“在”字句、“從”字句等)等方面上。
2 漢語介詞框架在漢語介詞短語研究中的初步討論
“在……上/中/下、在……的時候、在……以前/后、除(了)……以外、對(于)……來說、從……到……等等”,這些介詞性結構都是由介詞同一些方位詞、連詞、助詞、準助詞等詞語前后搭配使用而形成的固定格式。在20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雖然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漢語學界沒有系統(tǒng)地考察過這類結構,也沒有給它們一個特定的稱謂。
而前人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忽略了這類結構,語法學者在研究介詞及介詞短語的過程中也曾注意到了這些結構并對它們做出過一些說明?！恶R氏文通》(1898)注意到了“自……至……”、“自……以下/以上/以南/以來/以往”一類的結構。黎錦熙(1924)認為時地介詞與其所介引的詞有時連著其他詞而構成一種“副詞語”,來表示一定范圍的充實性(如“在……以內(nèi)/以后”)、表示“所從”而“所經(jīng)”的連續(xù)性(如“從……以/而……”)、表示“所從”至“所到”的起訖關系(如“從……到……”)等。高名凱(1948)認為“在……上、于……之上”等是由受導詞加名詞功能的詞組成的,并對結構層次進行了分析。張壽康(1978)在《說“結構”》一文中,也已經(jīng)注意到這樣的結構了,他將其命名為“復合的介詞結構”。崔希亮(1996)把不屬于介詞性結構的“在……呢”叫做“框架”。詹衛(wèi)東(1998)在研究“N的V”結構時,把“在……下/上/中”稱為“介詞槽”?？梢妼W者們已經(jīng)注意到語言中的一些前后搭配結構,且其中的一些人已經(jīng)有了類似于框架的概念,只是缺乏對它們的專題研究。
21世紀以來,漢語介詞框架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新編現(xiàn)代漢語》(張斌主編2002)中提到“在??????上/中/下”是一種固定格式,只是沒有明確說明其為漢語介詞框架。
吳福祥(2003)在《漢語伴隨介詞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糴論SVO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兩種演化模式》中提及“用……來”是一個可以填入有限詞語構成邏輯關系的框架。葛婷(2004)認為:“X上”和“X里”框架格式相通交叉甚多。通過深入考察各種文本,發(fā)現(xiàn)了兩者不僅在單純的空間方位上有相通之處,而且在隱喻的概念范疇中,也有相通之處。該文作者嘗試從隱喻角度說明和解釋了這種框架現(xiàn)象。劉兵(2005)在探討研究漢語中介詞的隱現(xiàn)及介詞省略時的功能替換手段問題時發(fā)現(xiàn):框式介詞的前項一般可以省略;標識處所、源點、終點、時間、原因、目的等論元的框式介詞中的前項省略后,框式介詞的標識功能就全部轉(zhuǎn)移到了后項上。曾傳祿(2005)談到:漢語方位詞“里、中、內(nèi)、外”組成的框式詞組在時間、范圍、數(shù)量、狀態(tài)和地位關系五個目標域中具有鮮明的表現(xiàn)形式和隱喻意義,其背后反映了人們的認知習慣和模式。呂兆格(2005)指出:介詞與“里”、“外”組成的框式介詞短語是漢語中常見的兩個固定格式,它們的用法靈活多樣并表現(xiàn)出不對稱性。楊麗姣(2006)分析了介詞激活其附著言語成分主題性的四種情況,其中包括框式介詞的主題標志功能。討論了介詞主題標志功能的語用、語義以及句法動因。黃芳(2007)認為:漢語方位標“里”、“內(nèi)”、“中”的用法功能是逐漸豐富發(fā)展起來的,方位標“里”、“內(nèi)”、“中”使用的糾結現(xiàn)象在不同的時期表現(xiàn)出不同的歷時演變特征,造成了“×里”、“×內(nèi)”、“×中”介詞結構在使用上糾結的原因。
以上列舉,都只是在漢語介詞或介詞短語研究中涉及到介詞框架研究,沒有能夠深入下去。但他們對當時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問題,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鑒的研究成果,對漢語介詞框架的進一步研究起到了推進作用。
3 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概況
21世紀初期,有部分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漢語介詞框架進行了開創(chuàng)性研究。
劉丹青(2002)提及與介詞框架類似的內(nèi)容:“基于語言類型學的理論框架,根據(jù)漢語的共時和歷時材料,考察漢語中的框式介詞,即在名詞短語前后由前置詞和后置詞一起構成的介詞結構?！痹撐耐ㄟ^比較其它語言的框式介詞等類似現(xiàn)象,從共時角度分析了框式介詞中前置詞和后置詞各自的句法范域(domain),指出了范域大小與語義抽象度的關系,并指出框式介詞本質(zhì)上是一種句法組合現(xiàn)象,而不是一種詞匯現(xiàn)象。所以,其專著《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劉丹青2003)將其定義為框式介詞,認為這是一種句法概念,而不是詞類概念,通常由前置詞和后置詞臨時搭配而成,多半不屬于固定詞項?？蚴浇樵~可根據(jù)句法特點分成下面幾類:(1)雙重賦元框式介詞,如:“在……上;為……起見”等。(2)詞匯性框式介詞,如“對……來說”等。(3)強化式框式介詞,如“比……來得、為……所”等。(4)連接式框式介詞,如“因……而、通過……去”等。
直接提出“介詞框架”這一說法的是陳昌來。陳昌來(2002a)認為:“介詞框架”是介詞在前,其他詞語在后,介詞所介引的對象被夾在中間,形成一個框架的固定格式。這個提法的影響頗大。姚莉在《〈現(xiàn)代漢語虛詞研究〉叢書評介》中認為:“《介詞與介引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點考察了介詞的功能。該書立足于三個平面理論,區(qū)分介詞的三種功能:句法功能、語義功能、語用功能,這構成了對介詞語法功能的全面認知。尤其對介詞在語義結構中所起的語義功能以及介詞的語用價值和篇章功能給予了較為全面的考察;對介詞的語法特點,介詞的范圍和類別,介詞跟動詞和連詞的區(qū)分,介詞短語的構成和句法功能,介詞的分布,介詞的內(nèi)部差異等傳統(tǒng)課題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為顯示現(xiàn)代漢語介詞的源流和特點,該書還把現(xiàn)代漢語介詞跟古代漢語介詞、近代漢語介詞、現(xiàn)代漢語方言介詞進行了比較,涉及到介詞的發(fā)展和語法化問題。該書的貢獻在于:a.全面區(qū)分了介詞的三種語法功能;b.從漢語句子語義結構的系統(tǒng)性角度對漢語介詞做了全新分類;c.具體討論了每一個介詞在句法結構中的分布位置,進而指出現(xiàn)代漢語的介詞短語只能充當狀語和定語,從而認定介詞短語是典型的加詞性短語;d.首次對由介詞構成的“介詞框架”給予了詳細描寫和分析;e.考察了漢語介詞的源流和發(fā)展,討論了介詞語法化問題語用功能?！?/p>
陳昌來(2002a)在對現(xiàn)代漢語“介詞框架”的描寫中認為:漢語的介詞框架是漢語介詞發(fā)展過程中的產(chǎn)物,古代漢語中,尤其是上古漢語中沒有介詞框架;到了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中,才開始出現(xiàn)介詞框架;現(xiàn)代漢語中介詞框架得以大量使用。構成現(xiàn)代漢語介詞框架是有條件的,不是所有的詞語都可以進入介詞框架。根據(jù)現(xiàn)代漢語介詞框架后部詞語的情況可以分為四個類型:(1)后部是方位詞的。單音節(jié)方位詞和雙音節(jié)方位詞都可以跟介詞構成介詞框架。如:“從……起/以后/以來、在……之前/之后/同時”等。(2)后部是名詞性詞語的?！皶r、時候/的時候、期間、方面”等可以跟介詞構成介詞框架。如“當……的時候、在……的時候、待/等/到……的時候”等。(3)后部是連詞、動詞、介詞的。連詞“而”、動詞和介詞“到、往、向”可以跟部分介詞構成介詞框架。如“從……到/往/向、打/打從……到”等。(4)后部是準助詞的?！鞍?、據(jù)、依著、對于、就、拿”等介詞在介引事理、情理、話題范圍、施事或主體、目的等對象時,往往采用介詞框架,后部用“說、來說、說來、看、看來、來講、想來、起見”等與之搭配。
陳昌來(2002a)最后還認為:漢語中存在兩類不同類型、不同結構層次的介詞框架,其表現(xiàn)復雜,形式多樣,意義靈活,很值得進行系統(tǒng)性的研究。
此后,關于介詞框架的研究逐漸多了起來。如:陳昌來(2003b)、付琨(2004)、王萌(2006)、朱峰(2006)、陳全靜(2006)、段佳佳(2007)等。
目前,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尤其是現(xiàn)代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正蓬勃發(fā)展,態(tài)勢良好,我們希望更多的學者加入到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中來,共同推進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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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馬慶株在中學執(zhí)教，1978年考取了北京大學漢語專業(yè)研究生，1980年評為北大優(yōu)秀研究生，后來到南開大學任教。北大中文系1990年底推薦他為1981～1990屆現(xiàn)代漢語、漢語史、語言學、古典文獻4個專業(yè)“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碩士學位獲得者”唯一候選人，北大中文系王理嘉副主任曾親自到南開大學調(diào)其回北大任教。幾十年來，馬教授形成了他獨特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和特色。一些語言學專家評論說，他的論文具有一種內(nèi)在的“理性前沖力和穿透力”、能“透過現(xiàn)代漢語形態(tài)貧乏的表層，深刻揭示出其內(nèi)在的規(guī)律”、“使人感受到語法研究作為一門科學所應有的品位和美質(zhì)”。
“中國語文的現(xiàn)代化要規(guī)范化、信息化、國際化、外語教育語種多樣化以培養(yǎng)多語種對外漢語師資”，這是馬慶株教授對漢語國際化的主張，他認為漢語的國際傳播要創(chuàng)新思維，他主張完善漢語拼寫工具，建立漢字聲旁與特殊拼法的關系，整合提出區(qū)分同音詞的辦法，反映詞與詞甚至詞素與詞素之間的差別，提出了漢語拼寫方案，既能記錄口語，也能記錄書面語，這樣教學就可以提高3倍的效率，可以有效解決境外華人母語保持問題。
馬慶株教授研究漢語言文字和語言規(guī)劃，倡導語義功能語法，提出語義解釋型變換，給漢語教學和語言工程以有力的學術支撐。他著有論文《時量賓語和動詞的類》、《自主動詞和非自主動詞》、《數(shù)詞、量詞的語義成分和數(shù)量結構的語法功能》《擬聲詞研究》、《順序義對體詞語法功能的影響》等。尤其前兩篇，提出劃分現(xiàn)代漢語自主動詞和非自主動詞、持續(xù)動詞和非持續(xù)動詞的語法標準，列舉兩類動詞對立的多種語法表現(xiàn)，并進一步分析非自主動詞和持續(xù)性動詞內(nèi)部的語法差異，得到了兩個動詞分類系統(tǒng)。同時，他得出結論，即漢語動詞由語義上自主與非自主、持續(xù)非持續(xù)的對立形成了兩對語法范疇，自主動詞和非自主動詞、持續(xù)動詞和非持續(xù)動詞對語法結構有重大的影響，是漢語動詞的基本類別。他的這些成果得到學界的認可，《資助動詞和非自主動詞》獲得了北大王力語言學獎。
馬慶株教授的著作有《漢語動詞和動詞性結構》、《漢語語義語法范疇問題》、《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馬慶株卷》和《憂樂齋文存》等，主編了《語法研究入門》、《20世紀現(xiàn)代漢語語法論文精選》、《修辭語用探索――語言表達與得體性》和《現(xiàn)代漢語》等。
其中，論文集《漢語動詞和動詞性結構》、《漢語語義語法范疇問題》不僅是他個人的代表作，也堪稱當代中國這一研究領域的代表性著作。書中提出并界定了許多對語法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的新概念、新術語。許多術語都已成為現(xiàn)代漢語語法學術語庫寶貴的新財富。2000年，評選著名中年語言學家，他是全國高校中唯一全票當選者。日本學者古川裕在致東方書店出版部部長朝浩一的信中，稱贊馬慶株在“老輩大家退休后將是下一代領導中國語言學界的第一人。”馬慶株教授為我國漢語研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為有志于漢語研究的年輕一代身先士卒，做出表率。
關鍵詞: 述賓短語 述語 賓語 研究綜述
引言
現(xiàn)代漢語述賓短語的研究自《馬氏文通》以來逐步發(fā)展,本文力圖勾勒出述賓短語研究的發(fā)展軌跡,以及研究中已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通過對相關論文的收集,《馬氏文通》至建國前的論文約有5篇,建國后至約40篇,大部分論文都出現(xiàn)在后至今的幾十年來約有千余篇。由此可見,述賓短語的研究逐漸被研究者所重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一、《馬氏文通》至建國前的研究
這一時期的述賓短語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述語和賓語的名稱及其在句中的地位
《馬氏文通》指出了句子的基本結構模式:“起詞――語詞――止詞”。其中“語詞”大多由“動字”充當,動字又可分為“內(nèi)動字”和“外動字”,“外動字”相當于述語,外動字之后是止詞,止詞近似于現(xiàn)代漢語的賓語?！秶姆ㄖ芯俊防锇咽稣Z稱為“外動詞(Transitive verb)”,把賓語稱為“客詞(object)”,這兩項都包含在“表詞”中,并認為“客詞”“必在特種動詞之下而后有”,所以不是“表詞”的主體,只是一種附屬品?！缎轮鴩Z文法》最早使用“述語”,“述語”是句子的主要成分,“賓語”是“述語”的連帶成分,是外動詞后面一定要帶的一種實體詞,呂叔湘認為“賓語”這個名稱是通過《新著國語文法》得到廣泛流傳的?！吨袊姆ㄒ浴穱@動詞把動作的止點稱為“止詞”,這與《馬氏文通》止詞的含義是不同的?！吨袊F(xiàn)代文法》認為及物動詞可以帶目的位者,即把述語認為是及物動詞,賓語為“目的位”。
述語和賓語的名稱和含義在這一時期是不統(tǒng)一的,與我們現(xiàn)代的名稱也是有區(qū)別的。如《馬氏文通》和《中國文法要略》都把賓語稱為“止詞”,但前者認為“止詞”是“外動字”所及者,后者認為“止詞”是動作的止點;述語都認為主要由“外動詞”即及物動詞充當,但各家的稱謂又有所不同。對于述語和賓語的地位,大都認為述語是句子的主要成分,然而賓語的地位各家看法不一:有的認為是獨立的,如馬建忠;有的認為是附屬于述語的,如金兆梓、黎錦熙。
(二)述賓短語的語義關系
《馬氏文通》中認為止詞位于外動字之后并又說“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詞”。這就從語義關系和語序關系兩個方面對止詞下了定義:首先止詞的位置應該在動詞之后,其次止詞是動作的受事。《中國現(xiàn)代語法》稱短語為“仂語”,述賓短語被歸在主從仂語里,王力認為主從仂語是一種修飾關系,修飾是對于意義范圍的限制。《漢語語法論》中把述賓關系描述為“引導關系”,“當兩個有關系的詞語放在一起時,如果其中的一個表示一個事物,而這事物是歷程所歸止的方向”,分為“引導者”和“受導者”,“引導者必得是一個具有名詞功能的詞語,相當于一般語法學家所謂的賓語”。
由此看出,對于述賓短語的語義關系也是各持一詞,從不同的角度對述賓短語的語義關系進行了分類:馬建忠認為述賓短語的語義關系為施受關系,王力把它歸在修飾關系里,而高明凱將它放到引導關系中,賓語是引導者。
(三)主語賓語判定標準
呂叔湘(1946)《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就對主語和賓語的辨別標準進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和印歐語相比,漢語判別主語和賓語的標準只有位置和施受關系這兩項,但這兩項標準分析出的結果卻不總是一致的。通過十幾種句式的分析,討論了各種分析方法后,作者沒有下最后的結論,在文章最后提出確定主賓語的最好標準是“簡明、具體、容易依據(jù)。還要有些彈性,能辨別句子的多種類型”[1]。
二、建國至時期的研究
建國初期,國內(nèi)語法研究深受美國結構主義的影響,建立了新的語法體系,述賓短語的研究也隨著潮流建立了新的體系。
(一)《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的研究
1952年至1953年連載于《中國語文》的《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受美國結構主義的影響,把述賓短語稱為動賓結構,認為動賓結構屬于句法結構的一部分,認為“動詞后頭可以有賓語”“動詞、次動詞加賓語”是動賓結構,“拿位置作標準定主語和賓語”就可以解決問題。書中分析動詞可以分為帶賓語和不帶賓語的,帶賓語的動詞也不總是帶賓語,而次動詞總是帶賓語的。有時候動詞還可以帶雙賓語。充當賓語的成分大多是名詞和代詞,另外還指出形容詞、動詞、動賓結構和主謂結構都可以作賓語。對于動詞和賓語之間各種語義關系分出了很多種類[2]。
(二)主賓大討論中的賓語研究
1955年7月到1956年4月,由《語文學習》編輯部發(fā)起了主賓大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幾十人,在關于如何確定賓語的問題上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偏重于意義,認為確定賓語應以意義為主。傅子東(1956)《主詞和賓詞》、王宗炎(1956)《怎樣分辨主語和賓語》、顏景常(1956)《從意義與形式的關系上看漢語動句的主語和賓語》等人持這種觀點,認為意義是最重要的。岑麒祥(1955)《討論主語賓語問題的幾個原則》中也認為完全用位置來確定主語和賓語,就否定了漢語的倒裝句,取消了修辭學,把漢語豐富多彩的表達方式簡單地列成了幾條死板的規(guī)律。
第二種,偏重于形式,認為確定賓語應以形式為主。如徐仲華(1955)《分析句子應該從語法標志出發(fā)》中認為分析句子以語法標志為主要標準在一般情況下,不管施事受事,在動詞前面就是主語,在動詞后面就是賓語。另外還有陳庭珍(1955)《分析主語賓語應該根據(jù)結構》、唐啟運(1955)《語法結構決定主語和賓語》等人傾向于這一觀點。
第三種,意義和形式并重,胡附、文煉(1955)《談賓語》、張志公《關于漢語句法的幾點意見》、周祖謨(1955)《關于主語和賓語的問題》、曹伯韓(1956)《主語賓語問題隨感》、高名凱(1956)《從語法與邏輯的關系說到主語和賓語》等認為不能絕對化看問題,結構和意義是統(tǒng)一的。胡附和文煉《談賓語》還結合意義和形式分析了賓語,認為確定漢語中賓語的范圍最好是先把動詞的后置成分通過分析分成若干類,然后再確定其中哪些類是賓語。
主賓大討論最后在確定賓語的標準上取得了一致,即兼取意義和形式,但偏重于形式,這使賓語的研究更進了一步。
三、后至今的研究
如果說前的述賓短語研究提出了整體的框架和體系,那么后的研究就是在其基礎上的充實和發(fā)展。
(一)視野不斷擴大的述賓短語研究
視野的不斷擴大在這一時期體現(xiàn)主要為兩方面:
一方面新的理論被不斷引進,為述賓短語的研究開拓了視野,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比如,配價理論的引進。動詞作為述賓結構中述語的主要成分,配價理論從新的視角,運用新的方法研究了動詞和名詞之間的關系,包括和名詞賓語之間的關系,解釋了漢語語法事實。如周紅(2003)《動賓式動詞配價分析》運用配價理論對動賓式動詞的語義和句法功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并探索了動賓式句法功能變化的內(nèi)在原因。還有很多相關論文如張志英(2003)《從配價角度看不及物動詞帶賓語現(xiàn)象》、陳新義(2007)《二價動詞組成的動賓結構》、張國憲和周國光(1997)《索取動詞的配價研究》等。
還有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分析,如沈家煊(1995)《“有界”與“無界”》一文由探究數(shù)量詞對語法結構起制約作用原因入手,從認知角度分析了“有界”與“無界”對動賓結構的影響。黃潔(2009)《動賓非常規(guī)搭配的轉(zhuǎn)喻和隱喻透視》、張建理(2008)《單賓語句的認知構式語法研究》、吳為善(2007)《述賓兩字組的整合度高低及其層級分布》等,這些論文運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揭示了述賓短語組合背后更深層的認知支配機制。
“空語類”理論是喬姆斯基生成語法的課題,“空語類”在漢語中主要表現(xiàn)為“空主語”和“空賓語”,有許多專著和論文進行了空賓語的研究,如沈陽(1994)《現(xiàn)代漢語空語類研究》,徐烈炯的(1994)《與空語類有關的一些語法現(xiàn)象》,韓景泉(1997)《空語類理論與漢語空位賓語》。對空賓語出現(xiàn)的條件、形式、位置以及與英語中的空賓語的區(qū)別等進行了討論,目前空賓語的研究還不是很成熟。
另一方面,開始同其他語言的比較研究。如姚繼中(1997)《日漢動賓結構比較研究》、田文琪(1992)《動賓關系的俄漢對比》、李永燧(1984)《試論哈尼語漢語動賓詞序的異同》、袁焱(2008)《漢越述賓結構對比研究》等。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對漢語和不同語言的述賓短語的形式和內(nèi)涵進行的深入研究,不僅弄清了它們之間的異同及相互關系,還為高層次的教學提供了資料,更主要的是拓寬了我們的視野,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
綜觀這一時期,述賓短語的研究受外國理論的影響很大,我國學者將新的理論與漢語實際結合起來,與建國前的研究比較起來,這一時期的學者在借鑒的國外經(jīng)驗的同時,更加理智和成熟,緊密結合漢語實際,促進了漢語的健康發(fā)展。不僅重視漢語本體的研究,更放眼世界,比較語言學的述賓短語研究也被人們所重視。
(二)不斷加深的述賓短語研究
述賓短語研究不斷加深,主要體現(xiàn)在:
一方面,對述賓短語的句法、語義、語用的全方位考察,主要體現(xiàn)在專著對述賓短語進行的細致分析。如熙的《語法講義》把述賓短語分為“粘合式和組合式述賓結構兩種”,根據(jù)帶賓語的情況對動詞進行了仔細的分類,并詳盡地討論了八類賓語[3]。徐樞的《賓語和補語》對述賓短語進行了論述,包括:什么是賓語、賓語的構成、從述賓的語義關系對賓語的分類、動詞帶賓語的情況、雙賓語;在確定賓語時的一些問題、賓語的使用[4]。馬慶株《動詞和動詞性結構》討論了述賓短語的歧義,名詞性賓語的類別,現(xiàn)代漢語雙賓語構造等[5]。
另一方面,述賓短語中的小類研究不斷深入。如“動賓式動詞+賓語”是八十年代流行開來的,但對它的研究卻相當充分,主要集中在它的結構特點,所帶賓語的類型,動賓式動詞的特點及帶賓語的條件,流行的原因及規(guī)范化問題等。還有形容詞帶賓語的問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主要有四種觀點:帶賓語的形容詞就是動詞,如呂叔湘(1966)《單音形容詞用法研究》、王啟龍(1995)《帶賓形容詞的統(tǒng)計分析》等;形容詞帶賓語是活用,如呂冀平(1984)《現(xiàn)代漢語的意動句式》、邢福義(1988)《關于形容詞短語》等;形容詞帶賓語后仍是形容詞,范曉(1983)《關于形容詞帶賓語問題》、沈錫倫(1984)《關于形容詞的賓語》等;一些形容詞帶賓語是漢語的特點,一些形容詞帶賓語是動形兼類:許德楠和董浩(1980)《談形容詞帶賓語的幾個問題》等。
述賓研究取得了不斐的成績,不少問題達成了共識。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其中有不少問題尚待解決。對于述賓的名稱及界定目前并未達成一致意見,如述語的內(nèi)涵,述語的名稱,賓語的位置。對于述賓的關系的類別仍處于開放狀態(tài),目前還很難將其遍舉,語義關系千差萬別,難以進行窮盡式描寫。注重述賓共時的描寫,忽視了歷時和比較的研究。重視語法語義研究,忽視語用研究。述賓研究還有待于向更深更廣的層次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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